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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昭君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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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平

    【关键词】

              昭君文化   和谐社会   和合

    【论文摘要】

    昭君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的政治理念。“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和精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昭君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昭君文化对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地区和谐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本文主要就昭君文化的内涵及和谐社会构建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昭君文化在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交流、增加民族认同感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两千多年来,围绕昭君出塞,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昭君文化作为中国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最主要的一点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民族凝聚力。昭君文化研究会创始人张茂林说,昭君文化的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睦和不同民族之间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发展实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形势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昭君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昭君文化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其内涵。笔者认为,大力弘扬昭君文化的“和合”精神,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昭君文化的内涵及实质

    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出生在西汉南郡姊归(今湖北兴山县)香溪河畔县南两里(今陈家湾村)平民之家。西汉元帝时选入后宫,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单于第三次来到汉朝的京师长安城,觐见汉元帝,再次表示归附中央王朝的悃诚和对汉帝的尊敬,并且请求“婿汉氏以自亲”。元帝应允,后宫待诏王昭君挺身而出,“请掖庭令求行”,自愿担当“和亲使者”的角色。王昭君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汉元帝也特意下诏改元“竟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

    探究“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能够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昭君文化”的精神实质。昭君文化出自和亲,其哲学基础就在于“和合”上。“和合”的哲学主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独特优势之一。它的产生在于,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之久的交流和融合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团结、共存是合理的,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而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对其价值不可低估。“和合”思想的核心是“整体协调”,其内涵为多样性及多样性的统一。“和合”中同时包含了“同”与“不同”,“一”贯于“万殊”,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如果真的没有了“不同”,未必真的就会“和合”,也许还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因为“不同”是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这才需要彼此间的“和合”。 昭君和亲是在“和合”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反过来,昭君和亲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又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和合”哲学的发展,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探讨中华和合哲学与昭君文化的最新意义也许在于:它将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邻为善、和平崛起,提供一种为千古公认、四海共识的历史思考。因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应当是未来人类进步的主流,是大趋势。用和睦、和平化解纷争,用理解、对话代替冲突,用“双赢”、“多赢”推动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总结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愿此文涉及领域的探讨,能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回归、终极关怀、文化创新、伟大复兴增添一抹新的绿色。

    二、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及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论述准确概括了我国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突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基本思想。

    和谐社会的内涵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和谐社会意味着稳定有效的良序社会结构,国家的政治管理制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良序结构的建立依靠国家各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正当和充分的运用。法律存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既确保可归诸单个人的各种主观自由,又使得这些权利彼此协调起来。在和谐社会中,法律明确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并制止公共权力对社会生活自主运行的限制及膺越;法律规定了公共权力内部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确保各个部门其各司其职,各处其份;法律还对社会内部利益的冲突予以调节与整合,使个人与群体权利的实现不致相互影响。同时,法律也禁止社会的利益集团为私利对公共权力施加不正当影响,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社会内部的冲突对社会资源的无谓消耗,使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利用。其次,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充分的凝聚力。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与主流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相关联的各种社会规范也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全社会在精神、文化上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再次,和谐社会意味着对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的协调与满足。和谐社会意味着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与体制安排,充分顾及社会各阶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现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动态平衡,社会不公正得到有效的消除。最后,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阶层之间制度性壁垒的消除。和谐社会中,不存在群体性排斥的制度,社会等级序列和地位高低不是凝固化的,社会阶层之间具有开放流动途径,普通的社会成员具有流动的权利和自由。

    “和谐社会”是政治和谐、精神和谐、文化和谐、生态和谐的统一体。它借鉴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注重和谐的文化精神,又广泛吸引当代西方国家在国家政治哲学和实践方面的有益成果,将法律、道德、情感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石,充分考虑到达到社会良治的各种条件,又考虑到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和良好社会秩序的需求。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治国观念的形成,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伦理的形成,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对当代国家政治哲学的创新性贡献。

    (二)文化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化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之网,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作为悬挂在文化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类具有不容忽视的精神存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也有一个不容否认的精神领地。在很多时候人们把文化价值看得比生命还贵重,这说明文化绝不仅仅是人类的谋生工具。它还是人类的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失去了这些意义和价值,人类的精神生活会变成一片虚空,人类的社会秩序将难以维持。因此,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建设,不应只停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而是应该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既要关注个人心理、情感的需求,从个体文化心理的层面去关注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营造,又要从个人的文化创造性和超越性层面去培养社会的整体创造性。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培育国民形成稳定的价值理念和人文操守,培养个体与社群、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价值共识,从而使大家生活得更加充实、有序和幸福。和谐社会构建中,民族地区精神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树立起全社会对各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价值体系的尊重,同时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精神论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三)文化建设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特殊作用

    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灵魂,它在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交流、增加民族认同感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协调民族关系。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民族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功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得到有力保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民族个性,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一起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就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就必须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民族间文化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长期滞后会造成严重的文化心理失衡,这会给民族关系的协调造成严重损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强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可以缩小少数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差距,有利于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发展。同时,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还可以树立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从文化心理层面协调民族关系。

    其次是促进民族团结。历史上,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内乱。我国周边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民族团结。这一切都深刻影响到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团结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可以促进各民族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大意义的理解、认识,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树立各民族利益与我国国家最高利益高度统一的观念。

    其三是增进民族交流。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共同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色。其中,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二者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壮大了各自力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以农业为例,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农业技术并不完全是汉族一个民族创造的。少数民族在培植农作物和培育家畜方面,功不可没。在中原地区普遍种植的许多农作物,是秦汉以后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西汉张蓦出使西域,带回首楷、葡萄、芝麻、蚕豆、黄瓜、胡椒、大蒜、胡萝卜、石榴等农作物。宋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原种植的高粱,来自西南少数民族。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和推广归功于云南哀牢人和西北的高昌人。契丹破回鹊得到西瓜,又将西瓜种植法传给了汉族。擅长畜牧的少数民族培育的马、羊、驴、骡等牲畜输入中原后,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我国汉民族传统的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都是历史上不断吸收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在当代,我国少数民族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下与其他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56个民族的文化各放异彩,独立发展,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文化的交流,必将有利于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宝库,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同时,文化上的交流与借鉴又可以促进各民族在人才、经济、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从更高的层次上推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四是增强民族认同感。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现实,也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是一个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精神信仰和力量源泉,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任何一个文化自觉的民族都不会抛弃自己的文化个性。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但民族文化个性却不能放弃,就是民族认同感。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对民族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认同。这种认同能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民族而又面向外部先进文化。这种文化认同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盲目接受外来文化,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在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致的,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就是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是,也要看到,在全球化和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被普遍地看作文化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的文化,大多游离于各国主流社会之外,而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被视为“落后”、“边远”,并且注定了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从世界上消失。而西方文明却几乎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充当了弱势文化仰望的目标。在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视角中,少数民族人口内部的文化认同感遭到严重挫伤,成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障碍。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的文化传统也是不能强行割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因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被保存和被尊重的必要。这种尊重和保护首先来自于本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建设将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其五是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维度,它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统摄的地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构建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文化建设是灵魂,二者缺一不可。文化的繁荣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经济发展的快慢是决定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因素。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于特定环境的物质生产方式。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又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特定文化特质,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文化已渗透到经济的各个环节,构成经济发展中潜在的、深层的促进动力。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成为世界潮流,文化内容不仅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水平,而且制约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我国情况看,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山区,生产力相对落后,小农经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行为,经济发展的缓慢制约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发展的滞后又约束了经济发展。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要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来促进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从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角度来看,建立社会与自然之间良好的和谐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渐呈恶化之势。把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完全归结为当地少群众不适当的生产方式,是有失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通过文化发展,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将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三、昭君文化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及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聚集的国家,民族的和睦相处变得至关重要。而在远古时代,中国便长期战乱年年,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很大程度上是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特别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权势的野心,扩张所谓自己的疆域版土,掠夺他人的唾手可得的财富,便阴谋地利用各民族的矛盾和弱点,煽动国家和百姓进行战争杀戮。而二千年前,具有远见卓识的王昭君,挺身而出“请掖庭令”与呼韩邪单于和亲出塞,共出演绎了一幕“昭君和亲”的千古佳话,从此汉匈和好,长乐未央,对昭君世代传颂,历久弥新,其人格魅力就在于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民族和睦、共同发展、顾全大局、勇于牺牲个人的爱国奉献精神,以及不畏艰险、勇于创新的气慨,这就是昭君文化精髓在当今社会的体现。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昭君文化的精髓还体现在“以和为贵”的和谐精神,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盛,百姓要安宁和富足,其根本在于要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要有一个和谐平等的自由社会,而这种和谐,正是昭君文化绵延了几千年重要体征之一,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和睦共同发展,才是今天世界和谐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条件。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昭君文化还体现在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为推进世界和平和使其共同发展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国际安理会组织,世界援助机构,构建经济共同体等都体现出国际间的和谐和和平,都是昭君文化、昭君精神的再现。昭君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昭君文化是中华民族一块极具殊荣和魅力的文化瑰宝,在当前“和为贵”的国际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地位,值得在新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当然,昭君文化在整合地区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也要吸纳国际先进文化的精华,在历史的文化的传承中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完善,这是昭君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一)昭君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昭君和亲是在“和合”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反过来,昭君和亲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又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和合”哲学的发展,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昭君出塞和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等思想,并进而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和合”哲学的发展,使“和合”思想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思维方式,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昭君出塞体现着民族间“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着民族间应当和平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通过“协调”、“和解”,和平相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二)昭君文化与民族和谐

    昭君作为历史上众多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为了个人,也为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她自愿充当汉朝的“和亲使者”,出嫁到塞北的匈奴,在匈奴地区安心生活,和匈奴人民和谐共处,为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昭君文化本质意义在于,她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和谐相处是各民族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很多不和谐、不团结、不稳定的时期,给各民族人民带来战争和苦难。昭君出塞代表着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平等是基础,各民族一律平等,不仅包括法律上、政治上的平等,也包括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平等。只有民族的完全平等,国家才能长期稳定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实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工作主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社会化、民间化,民族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民族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将日益显著。昭君文化体现着民族间“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着民族间应当和平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通过“协调”、“和解”,和平相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昭君不愧为民族友好的使者,在汉匈关系四百年的演化过程中,以昭君出塞为标志,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段历史为我们研究中国国内民族由矛盾、冲突、战争到和亲、内附、和睦相处,直至融合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一直为民族矛盾所困扰、又不断急迫地寻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方法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昭君出塞总是会给我们提供种种思考和启示。

    (三)昭君文化对边疆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昭君出塞促进了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经济交流和互补,有利于两大地区的和谐相处。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的相互需求构成了各民族关系发生、发展的基础。民族间的战与和,深层原因大都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利益。地区和谐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和谐。昭君出塞和亲改变了先前以抢掠、战争为主的交流方式,变成了汉、匈双方和平、互利的经济交流方式,有利于两大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两大地区的和谐相处。由历史看今天,我们认为,提倡昭君文化对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地区和谐是有现实意义的。我国的民族问题虽然表现复杂多样,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各民族的发展进入了共同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的状态,使少数民族在享受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影响;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布局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加之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文化科技落后,商品经济观念淡薄等原因,使这些地区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内地的其他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因此,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尽快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既是少数民族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任务。加大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优势经济,这对于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地区和谐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四)昭君文化对社会个体之间和谐相处的启示

    昭君文化教育人们善良乐观,与人和谐相处。昭君在匈奴生活期间,与匈奴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流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和频繁,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扩大和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的多元性和选择性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共处。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无所谓社会的和谐。这不仅要依靠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要通过道德建设来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法治是他律,道德约束是自律。和谐社会需要他律,也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通过道德的作用实现自律。人与自身的和谐就是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在当代如何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积极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绿色人际环境”,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个人素养,只有人人重法规、守纪律、讲道德、真诚守信、团结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良好的基础。自觉行动有助于达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系统的和谐,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和谐的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在取长补短中求得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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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觉、谢广民.论建设先进的民族文化[J].齐鲁学刊,2003(2)              

【作者简介】

    罗丹平,女,宜昌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业余写作。曾在《香港文学》、《南方文学》、《三峡日报》等发表过散文、诗歌、评论。2008年在昭君文化高层论坛中论文荣获金奖。现任宜昌市鑫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宜昌汉森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宜昌市晨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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